美国媒体近期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来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华人教授也悄然离去。引起这一变化的信号源自于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他在2026年7月宣布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往清华大学领导AI驱动的多孔材料研究中心。在美国学术界，这一转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一位刚刚获得诺奖的科学家，亚吉选择回国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指出，美国目前的签证政策让科学家们感到无奈，夫妻两位都是科研人员的团队即便想留在同一城市也变得极为困难。亚吉的背景更为特别，他不是华裔，出生在约旦，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15岁时移居美国，连他都不愿意留在美国，那么那些身为华裔、经常被翻旧账的教授们内心又会想些什么呢？实际上，他们的心声早已在行李箱中暗自流露。
亚吉并非第一个走出美国的科学家，但他的举动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追溯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选择回国。著名的纳米发电机发明人王中林早已将研究重心转向中科院；在半导体领域有着重要地位的孙楠也辞去了美国的职务；生物学家付向东因经费问题和科研项目申请受限，返回西湖大学，他曾表示，回国时只带了自己而已，但仅用半年时间其实验室就招满了研究人员。
2026年初，情况愈加明显。来自耶鲁大学的年轻学者张凯，放弃了终身教职，选择前往中国科技大学。他的返国理由十分直白：他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生因签证问题无法回美，只得退学。他对此深有感触，学生的离去意味着科研线索的中断。他决定回国，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才。这一决定所引发的非议，远胜过最初的“政治压力”。
情况也在持续变化。麻省理工的年轻半导体学者姜建峰刚到北京大学不久即升为博导；黑洞观测领域的戴亮也已回到上海；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化学系前主任张伟在2026年7月加盟大湾区大学。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统计，2010到2021年间，约两万名华裔科学家已离开美国。预计到2024和2025年，共有至少85位正在上升期或已先建立地位的科研人员，全职转向中国的科研机构。这一趋势显然在加快，而非缓慢渗透。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众多华人才俊纷纷选择离开？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中美行动计划”密切相关。这个计划由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推出，原本是为了反间谍和保护知识产权，但随时间推移，变得愈发苛刻。到202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案例与间谍活动无关，而是对华裔学者在申请经费时是否全盘交代与中国合作的相关事项提出质疑。这类问题在计划出台之前并不罕见，许多高校甚至对此持鼓励态度，但当涉及“中国”二字时，这一切瞬间变得可疑。
尽管这一项目的名称在2022年被拜登政府移除，但华裔学者们却表示政策实质并未改变。加州律师朱可亮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现在的执法手段从以前的刑事诉讼转变为民事诉讼，变得更加安静和隐蔽，公众也难以察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削减科研经费、拒绝资助、将学者从名单中划除，而不必经过法庭或登上新闻头条，依然能导致实验室失去资金支持。
这一政策内部被称为“China Initiative 2.0”，尽管名字换了，但影响依旧深重。特朗普在2025年重新出任总统后，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氛围。2026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经费从大学抽回，转而投资AI项目和个人科研，宣称是为了“与中国竞争”。这个听起来华丽的政策对高校，尤其是华人如今占多数的科研团队来说，实际上是断了他们的生路。NIH和NSF的资助被削减，多样性项目被砍掉，许多学术界人士形容这种不确定性比收到一封调查函更加令人不安。
国际学生的数量也在同时期不断下滑。关于F-1签证的发放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5到8月这段时间是学生签证的高峰期，对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数量仅为40034张，较2017-2019及2021-2024的平均水平下降46%，与2024年的61075张相比减少了34%。而印度的发放量更是骤降60%。
签证的发放并不是完全停滞，但很多申请者的材料齐全，却收到“不予核实”的回复。此外，自2026年7月16日起，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实施新规，将F、J类签证持有者的身份持续期限制为四年，并于9月15日生效。这意味着许多博士项目通常需要5到7年，而此时申请者需在学业中途重新申请续期，一旦被拒绝则面临学业作废的风险。身为华人教授的前指导老师们，无疑会感受到重重压力。
如今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期间，美国国际学生的总人数骤降至102万，减少了13万人，降幅达到11%。最新的NAFSA报告预测，2025-26学年的新入学国际生数量将骤降17%。这一系列的变化无疑在警示着美国高校中的华人科研和留学生态正在经历巨大的转折。
